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崔健:音乐很残酷 有许多人想废了我
2003年12月25日10:29    来源:千龙新闻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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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们不听你,不因为你做得不好,是他们不需要你
  崔健:其实现在许多人想废我,就像当年我们毫不留情废了前代人一样。

  记者手记

  晚上10时,CD爵士俱乐部,戴着小帽的崔健很准时。他感冒了,说话挺辛苦,下午还为下个月进行的伍佰演唱会做了排练。访到中途,看他疲惫的样子,我们开始有点不忍心,他倒说“没关系,我会坚持。”在音乐的话题上,除了已超过了一周岁的全国上下沸沸扬扬的“真唱运动”,除了离不开的摇滚,我们把眼光更多地放在他的新动向上:演唱会、音乐剧;我们聊他的近期偏爱:爵士和HIP-HOP;我们聊趋势,聊未来,还聊友情。他回答问题的思维偏向形而上,他的表情一如既往地严肃。然而渐渐地不拘谨了,漫无边际的爵士乐背景是种催化吧,崔健的坦诚放松让人觉得他面对的不是媒体。他的锋芒与棱角依然犀利,可泼皮的言语也不断透露他不动声色的“嬉皮”笑脸。

  我觉得乐如其人

  新京报:跟伍佰合作的事是怎么成型的?

  崔健:主办单位邀请。当然还有其他条件,没必要在这里说。我觉得伍佰是个值得尊敬的一位台湾的音乐人。以前对他不是很熟悉,通过这次了解多了起来,我挺喜欢他。

  新京报:指他的人还是音乐?

  崔健:音乐与人的区别不会太大。我不相信我喜欢这个人不喜欢他(她)的音乐,或喜欢他(她)的音乐不喜欢这个人。

  新京报:前几周你参与了重新以“七合板”组合为名义的演出,对这种怀旧聚会有什么感觉?看到你当时一直低着头,没说话。

  崔健:既然不说就别说了,都过去了。我参加那个活动有另外的原因,并不是因为那场演出本身。我是“七合板”的成员,大家都愿意做的话,我也参与。

  新京报:你是否一向不大愿意提过去的事?

  崔健:在朋友之间聊,想起来挺有意思的,这些是属于私下的事,我觉得没必要在公众面前提,我不喜欢炒作。很多人因为信心的问题,好像觉得对未来的把握不如对过去的把握容易,他们更愿意炒作过去。我没有明确的态度去怀旧,只是觉得,工作的时间和压力和未来有关,而和过去没什么关系。

  新京报:这么说会不会有点绝对?毕竟会有一个承前启后的过程吧?你有没有为自己的生活或音乐分阶段?

  崔健:没分太清楚。《一无所有》跟《解决》比较早期,《红旗下的蛋》属于中期了,当时阶段性的标志是反对天上飞的感觉,而要回到陆地上,去细微地观察,强调音乐直接跟现在的关系。后来《无能的力量》就更多地接受现实了。

  我喜欢有力量的东西

  新京报:那现在你新的东西是什么?

  崔健:现在还是一样延续着《无能的力量》的风格。新的东西很难用语言表达,里面包含有许多不同的风格。今天感冒了,说话的状态不大好。我觉得做音乐最重要还是让自己舒服,可这种感觉得在事情完成以后才知道。新专辑还没发,现在还很难讲。

  新京报:新专辑里有说唱的成分,你是觉得这种形式适合自己,还是因为它是当今的国际潮流?

  崔健:节奏性的东西不存在潮流不潮流,80年代中,说唱还不成潮流的时候,《不是我不明白》就是这风格了。

  新京报:除了说唱,近来对你影响大的音乐风格还有哪些?

  崔健:说唱是很过瘾的一种,我最喜欢HIP-HOP、爵士,有力量的东西。旋律只是阶段性的,不能永恒,但节奏就会不断持续和衍生下去。非洲的音乐文化真的没法比较,我相信人的区域布局是公平的,中国在文字上很发达,必然有另外一些比较弱的方面。

  我在乎平等地交流

  新京报:近来你看了不少别人的演出,也包括11月的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。对其中哪些演出印象比较深?有没有一个总体的观感?

  崔健:听了不少新音乐,有些听着听着就不想再听了。我比较喜欢源自身体上的,光来自想法,光想找一种实验性的刺激,我会觉得这音乐挺好,但不是我的。

  新京报:那有哪些是属于你所说的“来自身体上”的?

  崔健:在国外看了很多。国内的演出,(迟疑一阵)有几次摇滚和爵士音乐节吧。我本人比较喜欢爵士。电子舞曲不能代表音乐家的生活,只是体现了与观众的关系,更多的是一种音乐产品。国内的爵士集中在北京和上海,还没有形成商业气候。

  新京报:你认为北京爵士乐的现状怎么样?

  崔健:许多人说爵士现状不好,要取缔掉。我说正因为现状不好,才要支持。音乐的最高境界就是即兴。爵士乐受到正统音乐的挤压,造成其“地下式”,似乎是反正统音乐教育的,是对音乐审美观念的摧毁。音乐的多元化,不需要有关部门去认可。

  新京报:跟摇滚乐的现状对比呢?

  崔健:爵士方面已经比摇滚所有的不公平少点了。但其实国外的摇滚乐手也有同样的问题:成功以前,需要以别的职业养活自己;但成功了以后,经济上的回报能成为他们不断创作音乐的驱动力。

  新京报:其实你在乎听的人对你的音乐的反应吗?

  崔健:在乎。这种在乎不是需要介意他们的反应而去应付去迎合,我不在乎商业利益。我的在乎是换一个角度看自己,能站在另一个角度看自己很不容易。我在乎跟对方一种平等的交流,认可我的人才会有交流。不喜欢我音乐的人,肯定跟我没什么关系。

  新京报:你会去选择这个“对方”吗?

  崔健:我更应该用“尊重”而不是“在乎”。如果这个“对方”是选择的话,好像我是高高在上的,已经存在不尊重性了。

  更重要的是多表现

  新京报:今年9月你曾跟德国家喻户晓的巨星U?鄄DO LINDENBERG有过一场演出。

  崔健:在中国,跟非内地和外国的音乐家合作,本身已经超出了音乐之外,多少有点外交气氛在其中。要真正选择音乐家合作的话,应该由第三方去安排。有这样的机会让国外的音乐家到中国来展示才技,是中国的荣幸,再有别的收获,是锦上添花。

  新京报:你明年会在UDO的音乐剧里做客串?

  崔健:时间还不知道,具体的东西还没谈。UDO的音乐很诚恳,他一直坚持这条路,一定有他的道理。

  新京报:你认为中国音乐发展的趋势是什么?

  崔健:中国音乐的发展方向谁也说不准,更重要还是应该多表现,多交流,多看,开放一些。电子音乐非常时尚,有一种自由度,不用刻苦练习,没有许多演奏上的压力。在台上做,在台下听,做完就完了。不过它的特点在于现场的魅力,是活的,要是发展得好,前景会很好。

  音乐的力量所在

  新京报:现在跟你合作的人都固定吗?

  崔健:他(指正在一边下棋的刘元),还有另外四个人。刘元跟我的合作久了,当中也有很多变化,这些变化使我们对彼此的才华都有重新的认识。任何好的音乐家总会不满意自己,总是否定自己,之后会发现有的否定是对的,有的错了。

  还有一个方面是关于朋友。真正的朋友并不是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,那样只限于互相欣赏。朋友应该在一块儿打打闹闹,互相指出和容忍对方的缺点。

  新京报:你如何看待你跟乐队的关系?

  崔健:一个乐队必须像一个人完整的肌体,音乐虽然也很强调灵魂上的东西,但衣服也少不了,不然就赤裸裸的了。为什么诗人不能成为音乐家?只有知识分子才能欣赏诗人?大部分人不是知识分子,音乐的力量所在,其中一方面就是能表达实在的东西,因此不隔代。

  就算过去再怎么流行,到我这儿没用。其实现在许多人想废我,就像当年我们毫不留情废了前代人一样。音乐就是那么残酷。人们不听你,不因为你做得不好,是他们不需要你,而要他们这一代的音乐。

  新京报:今年国内外演出多吗?

  崔健:国外今年就去过一趟德国,明年2月还会去一次。就要去东莞。

  新京报:不是上周才到过广州吗?怎么老往广东跑啊?

  崔健:广东热情啊,老邀请我去。广州要是缺了王磊挺没劲儿。还有高架桥其实也挺好,楼顶上,车在飞。北京也需要这东西。你要是带着对音乐的失望,就看不到它的许多优点。广州姑娘也挺好,性格好,不大闹。

  批判最重要

  新京报:你会如何描述你现在的状态?

  崔健:现在正感冒。其实状态要是去描述的话,会有脱离感。什么东西客观地去下定义,都变得文字化了。我现在特别不愿意陈述自己的状态,等以后再说吧。有一点最重要:批判。还是继续批判吧。批判自己的快感比批判现实来得容易点,好听点,因为人们会觉得你谦逊。

  但我指的批判是:我不要客客气气地隐藏自己的锋芒,批判大潮流还是比批判小气候过瘾。什么叫力量?所有的力量都因为有另一股方向的力量作为比较、去称量,大棒打蚊子、大刀霍霍杀空气不叫力量。即使批判自己,若感觉自己很强大地去批判,也会很过瘾,但更多的时候,我要鼓励自己去批判自己曾经不敢批判的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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